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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三星堆文化来自西方还是中原?一文读懂争论焦点是啥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目前,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发掘出重要文物500余件。特别巨大的黄金面具和众多罕见的青铜器的出土,让三星堆文化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同时,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争论焦点:与众不同的三星堆文化来自西方还是中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给世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形状奇特,样式兼具狂放夸张又不失细腻写实的青铜面具、雕像。

  之前两个祭祀坑中,考古工作者共发掘出土了500余件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和青铜人头像。这些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包括青铜纵目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黄金权杖在内的在其他遗迹中从未见过,如此风格独特具有鲜明色彩的青铜器。

  有学者指出,这些造型,与古代两河、埃及文明中诸多元素可能有亲缘关系。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经了解的商代及以前的中华文明中,并无类似风格的文物。

  然而,专家指出,两河流域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王冠、冠带等成系统的王权标识;三星堆出土的金冠带、金面罩也指向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体现了王权的符号化,其泥芯(考古学者估计其木芯早已腐朽,被泥土置换)包裹金箔的金杖也常见于埃及、西亚。最典型的是现藏于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

   同样,也有人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与苏美尔考古发现的吉尔伽美什国王向生命神树祈祷的石雕上的生命神树有亲缘关系,尤其是它们的树枝都呈现向下弯曲的特征。
  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与古埃及壁画中代表太阳的符号颇为吻合
  专家还指出,三星堆铜像中,对眼睛的特别夸大同样见于两河流域的造像:人脸上有比例夸张的巨大眼眶,眼眸处漆黑,还可能用湛蓝夺目的青金石镶嵌。更有专家认为,这与最早出现在西亚的眼睛偶像有关。

   考古学界也不讳言三星堆文化与西亚古文明之间有关系。1989年就有论文指出三星堆文明“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 ①。更有学术观点认为,青铜雕像与黄金权杖“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有可能来自华南濮越系,也可能来自西北的氐羌系,甚至可能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②

   正是由于这些出土文物如此风格特异,却与西亚、埃及古文明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看法不胫而走——一些论者将三星堆文明视为“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证据,认为三星堆文明来自西亚、埃及。有一位作家苏三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力证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来华沿途加入的伊朗人和印度人。

   然而,持文明西来论者将目光集中在这几件风格特异的文物上,却忽视了大量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常见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与中原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尊。

   高度的一致性使得有学者断言“现在我觉得,至少青铜文明能看得出来,它受中原的影响,文化的主体肯定是属于中国的。我认为它是受夏商文明的强烈影响,算一个亚文明,不管它的青铜器、玉器,甚至陶器,都能够看出它跟中原有关,也有一些本地的因素。” ③

   但这一特异性与一致性混杂的状况,让考古学界内部也各执己见。

   也有学者针锋相对指出,“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陶器形制,但二里头陶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陶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青铜器形制,但二里头青铜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 ④

   扑朔迷离的年代判定刺激了各种争议观点的传播

   考古学界本身就已经各执一词,而一个意外,让这种分歧在学术圈边缘发酵出更多诡异的说法。

   当1986年三星堆器物坑被发现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很快联合接连在1987年《文物》第10期和1989年《文物》第五期上分别发表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发掘简报。此后,研究者都是以这两个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简报和某些展览图录公布的材料作为唯一的信息源,来探讨这两个器物坑及其出土器物反映的问题。

    然而,详细而权威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直到十年后的1999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十年里,只依靠着有限的简报材料和展览图片,不同的考古学者提出了分歧极大的诸多见解。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风格特异的青铜群像出土的器物坑,究竟是哪个年代的。

   这10年中,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从最早相当于商代中期的殷墟一期(约3400年前),商中后期(约3200年前),商末周初(约3000年前),西周后期(约2800年前),到最迟的春秋中期(约2600年前),差距高达800年。

   而如此大的差距,也随之酝酿出了一个“阴谋论”。

   那就是,有人认为,为了打击“文明西来”论,考古学界故意隐瞒或篡改器物坑的碳14测定结果。要将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拉到商末周初甚至更后,人为拖后4、500年,从而将三星堆高水平的青铜器制造年代推后,从而掩盖三星堆青铜器制造水平高于同时期中原的“事实”,从而掩盖了“文明西来论”的证据。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从已有公开的资料,三星堆碳14测试数据,包括器物坑的碳14测试数据早已公开。

   “三星堆器物坑的14C年代测量标本目前经过测试的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2)的测定年代为前3500年±295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520—前1470年;另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3)的测定年代为前3430年±90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前1430年。这两个数据的年代范围都要比我们根据考古交叉断代的结论要略早。” ⑤

   “三星堆这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应当位于三星堆遗址分期的第二期末,或二、三期之间(如按照四期说的分期,就是第三期末或三、四期之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三星堆遗址的全部数据都偏早,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471—前1260之间。17个14C测年数据,其数量已经不少,应当能够基本说明该遗址的年代范围问题。三星堆遗址存在时期地层内采集的最晚炭标本的测年数据的年代下限也不晚于公元前1260年,属于三星堆遗址的最重要的遗存——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其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⑥

  这里碳14测年数据,树轮校正后数据,以及学者根据这些数据给出的年代下限公元前1260年(约3260年前)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然而,在这10年间产生的种种歧见以及随之而来诞生的“阴谋论”,早已不胫而走。而真正科学的数据,却知者寥寥了。

  而具2021年3月23日的最新报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⑦

[ 本帖最后由 haanen 于 2023-7-8 19:28(GMT+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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