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为何不可信
我曾经多次见到的达赖与今日的达赖在外表举止上没有太多的差异，正如“阿空”所描写的那样，达赖“总是表现得平易近人”。但是，“阿空”从达赖“给他的翻译端茶送水，帮他捡掉在地上的稿纸”这些普通的做人本份，居然得出了以下的认识：“你可以理解为他在作秀，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真的是一位有道高僧，钻研了很多东西，看破了很多东西，早已真的平和了，只想在异乡待了50年之后，回到故乡，而且看到故乡变得更好。”可能是因为我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为人须平等待人，所以，我不会因为达赖平易近人就轻易推导出他的政治理念和修身境界。“阿空”实在就是在以其自身的主观感觉凭空臆测。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西藏问题，对于达赖言行不一的行径轨迹，可谓颇有了解。他在这些年间表面上虽然打出了不追求藏独的大旗，但实质上极尽文字游戏之能事，并且不断散布诋毁中国的危言耸听的谣言，为国际干预中国内政制造借口，以期借助西方势力渐进实现藏独。
达赖的人品并不那么纯净。就连我崇拜达赖的太太，都对他提出了不少质疑。最近我们俩讨论达赖问题时，她表示，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达赖喇嘛经常与一些有问题的人走得很近”。例如，达赖接受奥地利极右政客海德接见时的亲密，称发动了侵略伊拉克战争的乔治·W·布什为“好小伙子（good guy）”，使我的太太怀疑他究竟是否真的“幼稚（naiv）”。
作为在宪章中载明藏独目的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首脑，达赖对藏独势力的发展负有责任。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愿意负责的人。近来，他一方面继续摆出代表全体藏民的当然姿态，另一方面却开始以自己无力控制手下流亡政府中的人推卸自己在最近发生的暴力活动中的责任。如果真是他所说的那样，他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全体藏人呢？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西方很多国家内部都存在民族和种族矛盾，许多至今都没有平息其国内追求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看看西方欧美几个大国，英国有北爱尔兰（Nordirland）独立问题，法国有科西嘉岛（Korsika）独立问题，意大利有南蒂罗尔（Südtirol）独立问题，西班牙有巴斯肯地区（Baskenland）独立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省（Quebec）独立问题，澳大利亚有土著人独立问题，美国自身有残杀土著印第安人、吞食墨西哥领土的历史问题。如果放眼世界，那么领土争端与独立问题就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希腊有塞浦路斯岛（Zypern）的归属问题，土耳其有库尔德人（Kurden）独立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国家都无一例外地使用国家强制力在遏制分裂势力。如果仅仅看民族矛盾，那更是比比皆是，因为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任何明目张胆叫嚣藏独的势力，都只会使西方许多政府在自己使用国家强制力应对本国分裂主义势力的情况下，难以打出道义大旗，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无论何时，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有哪个政府会愚蠢地迫于外来压力与分裂势力妥协？在攸关全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历史错误，放弃其实际控制下的领土主权？
达赖本人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深明暴力藏独的不现实性。虽然曾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有印度尼赫鲁的纵容，但是，他 1959年领导的西藏暴力政变惨遭失败，仅仅给他留下了一个逃亡的选择，使他至今仍是一个流落异乡的丧家之犬。他个人一直奉行的明确的藏独主张一直到 1970年代末才被迫在形式发生改变。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经济陷入从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上半叶的长达十数年的衰退，西方在与苏联和东欧对峙的同时，围堵中国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毛泽东通过在朝鲜和越南战场直接或间接地击溃装备精良的美军，通过“三个世界”理论的软势力竞争，使新中国在1960和1970年代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重返联大，掌握了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国际政治与军事格局的变化，使西方不得不在冷战中改变反华策略，开始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纷纷与新中国建交，从而使藏独企图在国际法层面彻底失败。在这种战略转变下，西方对达赖集团武力藏独的支持开始减弱。这样的国际现实使达赖不得不开始顺应形势，改变其海外政治活动的基调。
但是，自达赖1979 年提出所谓“中间道路（Middle Way Approach）”以来，一直敌视中国多民族融和，因为这正是从根本上使分裂主义失去土壤。达赖极尽诬蔑之能事，经常使用影射纳粹暴行或种族大屠杀的词语来诋毁中国。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荒唐指责，就直接出于达赖之口。例如，在其1987年9月21日致美国议会人权委员会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Five Point Peace Plan）》演讲中，他指控中国对藏民进行了数十年的“种族大屠杀（holocaust）”，称“一百多万藏人被屠杀”。他将非藏族民众迁居西藏的自由权利，歪曲为中国政府针对藏民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要知道，所谓“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毒气室中残杀犹太人的罪恶手段，“阿空”眼中“钻研了很多东西”的达赖，应当不会不明白中国对西藏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与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性质截然相悖。
达赖在其《五点和平计划》中，还将在东北、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多民族融和，描写为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殖民”（colonization）。那么，为什么达赖要极尽文字游戏来诋毁中国多民族融和的进步呢？因为，西藏在一个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殖民与侵略的中国的实际主权控制下，任何海外藏独势力都无法有效渗透西藏。在日益加深的中国多民族融合进程中，中国政府加大西部经济建设，使越来越多的藏民开始摆脱了宗教的单一影响和精神控制。自1950年以来西藏历史上首次实现的全民教育，使越来越多的藏族孩子摆脱了文盲状态造成的愚昧，使他们真正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与人权。就像达赖意识到的，这些变化正在日益削弱西藏传统中政教合一暴政的统治阶层的影响力，寺庙中僧人越来越少。这种趋势的延续最终会使西藏真正融入到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去，藏独也就会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最近，达赖在接受德国《明星》（Stern）杂志时声称，他从未要求在藏区生活的中国人离开西藏，说这是谣传。然而，在达赖《五点和平计划》的第二点建议中，他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藏族人来说要想作为一个族群幸存下来，必须停止（笔者加：非藏族）人口迁入，而且中国移民须返回中国。（For the Tibetans to survive as a peopl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s stopped and Chinese settlers return to China.）”请问，达赖难道真是健忘？如果达赖真心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公民难道没有在自己祖国领土上迁徙和居住的权利？
实质上，达赖对非藏族民众移居西藏从而影响西藏文化存续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不仅并不需要隔离于其他种族与文化才能得以保证，而且与其共为邻友的他族民众与文化的存在大多是促进其自身文化发展的有益环境条件。世界上很多国家中多民族共存的例证说明，少数民族生活在其他文化的伴邻下，不但很好地保留和延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在与其他多数族群的共存之下得到进步和发展。研读了世界历史，研究了文明发展的路径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多民族和平共处、各族文化得以延续的关键，在于各族之间是否存在文化包容和融合的心态来对待和处理这种多民族共存关系。只有通过与其他种族结为邻友，才会有日常相互沟通与了解的机会，才会形成真正能够保证持久和平的文化包容、交流、进步乃至融合。认真剖析达赖的主张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藏族沙文主义思想，是敌视多民族和平共存、抵制文化包容与融合的精神根源。达赖实际上是假借“保护民族文化”，在推行种族文化隔离。
而恰恰是要求在藏区实现藏族与非藏族民众之间的种族隔离的达赖，却在其《五点和平计划》的第三点建议中，无理指责中国“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在西藏实行着歧视措施（Discrimination is practiced in Tibet under a policy of "apartheid"）”，声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最多也就是二等公民（Tibetans are, at best, second class citizens in their own country.）”等等。他不断重复着这种对中国的无理指控。2001年，他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再次声称：“在西藏各地，严重的人权侵害广泛存在，并且经常是种族和文化歧视政策的结果。（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re widespread throughout Tibet and are often the result of policies of racial and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向来是优待少数民族，防范大汉族主义的。最为生动的例证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汉族家庭中严格执行，但对藏族没有这样的限制，藏族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是普遍的事实。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教育中，一直坚持着藏语和普通话双轨教学。普通僧人和藏民的宗教活动，只要不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自由的。请问，有这样“屠杀”少数族群及其文化的吗？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很好的证人，因为我们在学校和政府舆论宣传中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从来就是尊重少数民族。至于达赖和流亡藏人对普通话课程的指责，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需要一种官方的通用语言文字，这一点无可厚非，而且普通话正是藏族民众参与和融入中国56个民族共同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国内、在海外学习了外语一样，一个掌握多种语言文字的人甚至拥有别人没有的优势，难道学习外语消灭了我们身上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印度流亡藏人的学校里用英语教学又算什么呢？为何他们那样就不算在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进行“大屠杀”？德国政府推行文化融合，甚至倡导“主导文化（Leitkultur）”，立法强制要求非德裔的外族学习德语。为何达赖从未指责德国的文化政策和德语教育，但却将在西藏以藏语教学为主的情况下学习普通话，当作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种族大屠杀”的依据？事实上，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没有人们共同理解的语言，就少有交流，容易产生不同种族间的猜忌，滋长偏见。没有直接的交流，就难以消除误解，平息仇恨。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为德语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也许“阿空”会说，他这次怎么没有听到达赖这么指责中国呢？或许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吧？不，当然不是。在今年3月10日，作为今年西藏问题导火索的达赖演讲《神圣的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起义第49周年纪念日的声明（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rty-Nin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中，他继续着这种对华的谣言攻击，违背事实地声称中国“已将原居藏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变为明显的少数（reducing native Tibetans to an insignificant minority in their own country）”，危言耸听地宣称“反映了西藏人民真正的本质与特性的西藏的语言、习惯和传统正在逐渐消失（the languag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ibet, which reflect the true na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are gradually fading away.）”，指责“这些是中国政府在其民族统一政策道路上蓄意设置的主要障碍，这些在西藏与中国人民之间制造了歧视。（These are major obstacl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puts in the way of its policy of unifying nationalities which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达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散布的不负责任的妖魔化中国的谎言，而这些正是许多藏民与西方一些民众仇视中国与华人的根源。对于他自己散布的这些无理指控，他不仅从未收回，而且至今仍然在各种场合下继续散布，近年来甚至搬出了“中国对西藏实施文化种族大屠杀（cultural genocide）”的罪名。
达赖承认中国主权只是文字游戏
在作为达赖 “中间道路”主张核心文件的《五点和平计划》中，他以所谓“将西藏转变为一个和平地带”（a conversion of Tibet into a zone of peace）为由，在美国国会面前明确提出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的政治要求：“在西藏建立一个和平地带就要求中国军队与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中撤出。（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 zone in Tibet would require 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from the country）”他还要求这一撤军协议“在一个国际协定下达成（achieved under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谋求的正是借助国际反华势力实现实质藏独。1988年6月15日，在致欧洲议会成员的题为《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的演讲中，他对此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允许中国“保留数量上严格限制的军队驻扎西藏（maintain a restricted number of military installations in Tibet）”。如果达赖真正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果他真不谋求实质藏独，为何他却要在这种关键的主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呢？
近年来，达赖的“中间道路”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不得不逐渐改口，公开表示中国政府有权保留在西藏的国防和外交权，但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一下达赖最近的言论的话，“中间道路” 的正式表述至今仍是“中国政府为其保护任务可以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军队（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keep a limited number of armed forces in Tibet for its protection）”，这是一种实际内涵含糊不清的表述。因为，自英帝国殖民者插手西藏以来，英美反华势力以及藏独势力玩弄“主权”与“宗主权”的文字游戏一直没有停止过。达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施主”、“宗主”关系，妄图削弱中国在西藏的实际主权控制，限制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基于国家主权的军事活动权利。他至今一直将中国1949至1950年恢复对西藏的主权称为“侵略”和“占领”，将西藏与祖国的关系看作为“殖民”关系。
那么，在体现国家实际主权控制的外交领域，达赖提出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在作为表述“中间道路”主张的重要文件《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中，达赖是这么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保持负责西藏外交政策。而西藏政府应当通过其自己的外交事务办公室发展和保持在商业、教育、文化、宗教、旅游、科学、体育以及其他非政治活动领域的关系。西藏应当加入与这些活动相关的国际组织。（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remain responsible for Tibet's foreign policy.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should, however, develop and maintain relations, through its own foreign affairs bureau,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education, culture, religion, tourism, science, sports and other non-political activities. Tibet should jo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with such activities.）”也就是说，西藏拥有绝大多数事务方面的外交权力，这种文字游戏中明确透露出达赖渐进藏独的真实意图。
达赖实际否认中国主权的文字游戏实在太多了。例如，他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在大藏区依法建立“一个自我统治的民主政治实体（a self-governing democratic political entity）”时，只使用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联（in associ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而非“在中国主权法律下”的表述。要知道，一个中央政府的法令如果不具备上位法的地位，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也就被否定了。
达赖在耍赖上是有前科的。他曾经在1959年逃往印度后推翻自己签署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声称那是他在被胁迫下签署的。他在公开场合下经常否认他曾经做出的言论和行为。这样的人，今后难保不再出尔反尔，推翻自己做出或签署的任何声明，更何况他的“中间道路”主张从文字推理上就无法真正体现中国对西藏的实质主权。
与《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相一致，在阐明其“中间道路”主张的公开文献中，达赖的阐述至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国际关系和国防的政治方面担负责任。（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ibe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fense）”（请参见http://www.dalailama.com/page.225.htm，《神圣（笔者加：达赖喇嘛）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渐进中间道路（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在国际法上，宗主国当然有义务帮助附庸国防御他国侵略，但这种关系是宗主国的“责任（responsibility）”而非基于主权的 “权利（rights）”。
达赖层出不穷的谎言与文字游戏，使对他的言行有深入了解的人难以建立起对他的充分信任，他的个人魅力容易迷惑的只是一些对西藏问题和对藏独策略一知半解的人。达赖最近甚至否认自己提出过大藏区要求，而无论在《五点和平计划》还是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的演讲中，他的“中间道路”主张一贯都直指大藏区。例如，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中，他称“令人熟知的被称为‘乔尔卡松’的完整西藏”时在括号中注明了“U -Tsang, Kham and Amdo”，这些正是包括了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的“大藏区”的藏语地理名称。
达赖追求的真实目标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的总结性论述中已昭然若揭：“我相信这些思想代表了重建西藏独离形象的最现实的折中方法。（I believe these thoughts represent the most realistic means by which to re-establish Tibet's separate identity.）”
在我与达赖的面对面接触中，达赖尽管开始非常友好，但面对我就其自相矛盾处提出的尖锐的问题，他向来立刻寻找借口回避做出回答。这次在班贝格，我与其他两位组织和参加“5·18”抗议达赖活动的同胞，想通过向达赖递交我致达赖的题为《达赖喇嘛，请听我们的声音（Dalai Lama, please hear our voice）》的公开信，要求他出来与我们对话，对其言行不一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做出解释。达赖没有与我们对话，而是派了他的私人秘书出来收下了这封信。尽管我注明了联系方式，但至今也没有收到达赖的任何回复。我相信，他会害怕这样深入而尖锐的对话，因为面对我们有凭有据的质疑，他难以自圆其说。面对他自己白纸黑字的谎言，他无法再施展表面肤浅的伪善来欲盖弥彰。
达赖的伪善与“正义”形象建立在国际反华的利益基础之上
达赖到底是怎样的精神领袖？他口口声声高举“人权”，但是，当藏独暴力犯罪分子在拉萨制造了大规模的“3·14”烧杀抢暴乱事件之后，从达赖到流亡藏人中的藏独恐怖势力，都忙着利用西方媒体大肆谴责中国军警“血腥镇压西藏人民”，达赖更是借机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该事件，要求中国军警撤出西藏。例如，他在4月6日发布的《神圣达赖喇嘛致全体藏人声明（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all Tibetans）》中，尽然将导致很多无辜的非藏族平民伤亡的暴乱活动定性为“非常值得赞扬（very commendable）”的“勇气与决心（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对于藏族暴徒烧杀抢等暴力犯罪行为的谴责却是含糊不清地一带而过。达赖在暴乱发生后不时以谎言为这种暴行辩护，声称这次西藏暴乱是缘于中国对西藏的长期压迫所致，将中国军警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恢复法治秩序的必要措施，歪曲为“镇压（crackdown）”。达赖多年来不断在制造反华谣言，难道这不是在煽动仇华情绪，他在暴乱后的言论难道不是火上浇油吗？
自从今年3月10日，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始进行所谓 “和平进军拉萨”的活动以来，西方媒体就利用藏独势力在世界各地的造势活动，以造谣和诋毁能事展开了一场反华宣传战。华人同胞们都意识到了，西方媒体是如何将一个在历史上曾与邻国征战不断、直至1950年前仍处于中世纪般野蛮专制的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描绘为神话中的世外桃源的。大家也都体会到了，西方的 “自由”媒体是如何集体失明，无视拉萨暴乱中死伤的无辜非藏族平民的最基本人权——生命权和健康权的。
无论是基督教文明的十字军东征，还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都是对人类和平的践踏。进入21世纪，帝国强权打出了实现“民主”和解放 “被压迫人民”的旗号实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夺走了65万无辜伊拉克平民的生命，伤残以及被美军虐待、奸杀的伊拉克平民更是无以数计，有多少人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亲友和家园！面对每天仍在继续的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害，作为一位倡导“非暴力”和“人权”的“精神领袖”，达赖何曾大声为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伤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平民们奔走呼吁过，何曾谴责过美国及其西方参战盟国政客们的反人类罪行，何曾呼吁过世界各国领袖来共同谴责和干预美国的这一侵犯国际法的战争罪行。而西方各国倡导“人权价值观”的政客们和“自由”媒体们，除了偶尔“批评”一下之外，又有哪个像在炒作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攻击奥运圣火 “和谐之旅”接力时那样不依不饶？！
这些现象与事实都证明，达赖本人以及支持他的那些西方政治势力，并没有坚定的道德立场，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血腥战争暴力，他们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明。达赖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没有西方的反华政治需要，怎么可能被比作“圣雄”甘地，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他的“正义”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政客的伪善。
为何此次德国出头挑起“西藏问题”
此次西方媒体和藏独势力趁着中国举办奥运的机会大打西藏牌，其中有不少不同于以往的特点，背后隐藏着一些特殊的原因。静观此次反华攻势，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此次在西藏问题上带头的国家竟然不是目前独霸世界的美国，也不是欧洲在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英国和法国，偏偏却是与新中国建交早于美国7年的德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背后拥有深刻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
以往的反华都是美国为首，欧美等地的一些西方国家紧跟。但是，美国自“9·11”以来打响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实现其对华能源遏制、完成地缘军事包围的战略预期，反而深陷类似越南战争那样的持久战，战争费用不断上升，战略上进退两难，其军事硬实力被大大削弱。原本咄咄逼人的美国，不仅在北朝鲜核武问题上因中国的外交斡旋而颜面丧尽，而且因为其遏华能源战略顾此失彼，使俄罗斯借助高涨的能源价格一举摆脱了西方债权国“巴黎俱乐部”的制约，这无异于在战略上放虎归山，使西方必须再次面对一个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重新崛起的俄罗斯。美国对有着俄罗斯军事支持的伊朗至今不敢动手，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威慑力已然又一次陷入毛泽东所贬斥的“纸老虎”形象。
伴随着军事上的被动，美欧又从去年开始陷入了一场不亚于世界上有史以来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使西方未来三到五年的经济发展前景陷入了自己设置的金融无底洞，使之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无力发动“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经济战争，对中国的汇率战也被中国巧妙应对，不仅没有达到原来投机人民币资产的目的，反而彻底暴露出外强中干的美元只是在大唱“空城计”。与此同时，美国及其战争盟国目前的战争经济，有赖于来自中国等消费品生产国和资源输出型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以维系其国内的民生需求。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剥削反哺其国内民生的办法在美元疲软引发的国际通胀面前不再充分奏效，发达国家给自己国民的社会福利承诺难以兑现，国内政治危机开始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显现。
除了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硬实力较量中逐渐丧失优势，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软实力较量中，西方也开始陷入被动。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未印证西方“民主才能带来繁荣”的意识形态童话，西方舆论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也至今没有获得“独裁”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证据。相反，美国及盟国发起的“输出自由和民主”的伊拉克战争，公然违反国际法，已然成为国际和平的威胁。而且伊拉克平民至今死伤超过百万，千万伊拉克民众因家园被西方联军摧毁而颠沛流离，美军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的监狱中践踏人权的虐囚暴行被曝光，美军奸杀伊拉克平民的发指罪行不断在发生，而这一切罪恶并没有使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客和将军们停止这场战争，这使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在世界上黯然失色。这充分暴露出美欧等西方新十字军在当今称霸世界的战略中，只不过拿着“自由、民主、人权”充当其掩盖霸权行径所需要的道义旗帜，公然打着人权的旗帜践踏着人权。因此，当中国树立起“和谐世界”的理想旗帜之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士们就感受到了挑战。因为中国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赢得了众多国家的信赖与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平等互惠的经济关系，这使西方国家在全球围堵中国的战略难有建树。
面对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崛起的中国，美国独霸世界的美梦逐渐受到制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西方反华势力构筑了一场反华、反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新冷战，只是这种新冷战需要一个道义上的借口。在中国举办奥运的 2008年，美国试图利用台独遏制中国的计划流产了。因为，美军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难以再开辟新战场，美国“联日拉澳”参与干涉台海的反华战略，在其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变得群龙无首。在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日澳两国显然不愿以卵击石。而陈水扁激进台独差点造成中国军事收复台湾的借口。所以，今年3月22日的台湾地方总统选举和公投就显得相对波澜不惊了。
失去了台独这张牌，疆独在中国有力的反恐防御中又难以施展手脚，于是乎，披着“非暴力”外衣的达赖喇嘛就成了一张难得的反华王牌。
仔细看看西方的这次布局，为何七国集团中偏偏德国出头。美国不出头是因为美国目前仍然深陷伊拉克战争，其自身形象在国际社会中已失去了公信力，而且，美国出头挑西藏问题容易引起中国的警惕。英国19世纪对华实施鸦片战争和殖民，一直曾试图分裂和控制西藏，也没有可信度，加上英国有北爱尔兰独立问题，尽管目前和谈进程有新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曾一直被证明是昙花一现。而日本是曾经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在认罪问题上一直缺乏诚意，至今没有真正获得中国民众的信赖。至于法国，也是自身背负着科西嘉岛的独立问题，不利于出头扮演一个支持“民族独立”的角色。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实力不够的加拿大和意大利，也都存在分裂主义问题，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出头。七国中唯有德国刚刚实现国家统一，内部没有民族分裂势力存在，所以从内政国情出发，能够担当起点燃“西藏问题” 导火索的任务。当然，德国并不是因为别国不适合出头，而默娘喜欢出风头就发起了反华疯的，其后有国际政治变化的背景以及德国自身利益考量，只不过，德国这次又是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1970年代初，施密特总理认识到了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才是真正可能成为在国家利益上长期可靠的国家，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使中国不具有其他几个大国的侵略和霸权性，在地缘政治中也最远离德国，几乎不可能对德国构成实际威胁。在他的任期内，正值美国政治内部开始了“近华反苏”的战略，于是，他毅然决定了德国与中国建交。这种带着长远战略利益的德中关系确立后，无论何种党派势力上台，都没有真正被偏离过。施密特之后的科尔、施罗德等德国总理以及德国历届总统、议长等国家元首，从来没有拿达赖来挑战过德中关系。
然而，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赢得了对苏联和东欧的冷战，德国实现了和平统一，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开始迅速上升，加上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德国终于再次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俨然是一个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角色。在目前诸多国际斡旋中，德国几乎总能插上一脚，扮演着参与者的身份。早在进入21世纪之前，德国核心政治力量已经开始在暗中谋求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
然而另一方面，实现统一后的德国，至今仍然被美国7万人的军队和数量众多的军事基地控制着，美国人如果不自愿撤走，德国人根本没办法赶走美军，因为有源自二战结果的国际协定制约着德国。所以，德国实际上并没有恢复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施密特总理所支持的施罗德总理，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看清了美国单极霸权的危险性，因此联合法国和俄国，反对小布什发动战争，从而得罪了美国，使其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的计划泡汤。为了惩戒德国，美国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德国施加压力，美军就更是不会撤离德国了。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西方各国寻找和构筑新冷战同盟，恰恰碰上新生代力量逐步登上西方各国政治舞台。这些年介于四、五十的新生力量，没有经历过二战，只是在冷战后期成长成人，年轻时经历了西方冷战的胜利，所以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优势深信不疑。而处于目前实际领导核心地位的较年长的一代人，也都曾是反共冷战中的中坚力量。在德国，这种状况不仅在各党派中，而且在德国媒体界也都是普遍现象。例如，德国《明镜》周刊原柏林分社主任加保·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6年，他发表了《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Weltkrieg um Wohlstand）》一书，宣扬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威胁，声称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正面临着所谓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富裕的抢夺。加保·施泰因加特在他的书中主张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建立起“经济北约”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为推销此书的观点，《明镜》周刊从2006年9月 11日刊登了题为“来自远东的进攻——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Angriff aus Fernost. Weltkrieg um Wohlstand）”的封面报道，并继续在后续的几期中，陆续刊载介绍了此书的主要观点。而且，此书问世后不久，施泰因加特还受到了上任总理仅一年之久的默克尔的接见，德国媒体高调报道了这次探讨“新对华政策”的总理府之会。这次会晤后不久，默克尔就于2007年伊始，正式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和八国峰会主席国首脑的身份，正式抛出了建立“经济北约”的欧美“环大西洋经济合作”政策。2007年8月27日默克尔访华第一天，《明镜》周刊又抛出题为“黄色间谍”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封面报道，开始在德国民众中散布所谓“中国经济间谍威胁”论，煽动歧视和敌视海外华人的思潮。这篇报道立刻得到了绝大多数德国媒体的配合报道，一时间，广大无辜的华人沦为德国的敌人，而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埃克哈特·封·克莱登（Eckart von Klaeden）成为抛出新对华政策的新生代代表。
当今德国少壮派染上傲慢痼疾时，像老总理施密特这样经历过战争岁月、拥有战略眼光和哲理睿智的老一代政治家已经随着年老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他们的深谋远虑已经不是今日傲慢自大、从小戴着冷战意识形态有色眼镜长大的德国新生代所能接受的了。此时，默克尔作为一个只能拿反共生平来获得心理自豪，只能以其参与晚期东德民运标榜自己的东德“小姑娘”，不仅在主观上自愿，而且在客观上缺乏国际现实政治谋略的经验，只能沦为德国新冷战鹰派的前台傀儡，接受了“弃华从美”的战略选择。
德国在政治和舆论两个领域的新冷战思潮相互影响下，反华势力甚嚣尘上。德国这股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精英力量，缺乏对世界格局未来变化的正确判断能力，对德中力量对比更缺乏正确的动态估计，他们忽视全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变化中美国日益没落的根本原因，凭借着意识形态主导的主观情绪，认为通过美欧联手就能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重振西方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殊不知，他们的鲁莽令三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德中互信基础被毁于一旦，德国的长期核心利益正成为其偏执而短视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倾向的牺牲品。默克尔一改三十多年来基本一贯的对华政策，在去年访华不久之后突然发动了对华“闪电战”，于去年9月 23日在总理府高调接见达赖，挑战起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来了。默克尔的这次接见，成为今年三月中旬开始的借“西藏问题”反华、反奥运舆论大战的前哨战。
这次，连美国都故意缩在后面，但德国却偏偏狂妄出头，这种可笑而可悲的德国式疯狂来自哪里呢？不仅是我通过十九年在德国的学习、经商、社交和生活深切体会到，而且德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个民族的长处有两个，一是热衷思辨，二是一丝不苟，德国阳光的一面的确可以被誉为“诗人与思想家之国”，但其短处也是两个，一是容易嫉妒他人，二是容易傲慢自大，这也就是德国在历史上总在关键时刻站错队，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制造了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灭犹大屠杀的阴暗面的根本所在。德国的少壮派不明白，连美国都一直是中国的手下败将，德国又岂是对手，最后只会成为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垫背的炮灰。如今，德国自毁多年垒筑起来的德中互信，激怒了中国巨人，必然遭受中国有力的回击。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丰厚的经济利益，巨额订单旁落他人，而且在不可逆转的世界单极向多极发展的未来，德国将要为修复德中关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近受到施密特影响的德国社民党员、联邦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慨叹道，如今需要“胆量（Mut）”来做出不接见达赖的决定。可见德国政坛中目前理性派力量已经处于明显的下风。
拓展学识，认真钻研，独立思考
反华势力这次是有备而来，在藏独问题上，他们早已绞尽脑汁，不断在西藏的历史问题上、国际法领域中，制造似是而非的观点，甚至凭空编造所谓“事实”，企图利用狡辩与谣言的混合剂去影响西方乃至中国的善良民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的确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我们拥有敏锐的辨析能力、充分的知识基础和犀利的辩论能力。
“阿空”那种近乎唐僧式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在国际政治历来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虚无缥缈。他的“要问我什么政治观点，我现在可以说我没有观点”的自白并不诚实，因为他的字里行间已然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还给自己加上了“或多或少是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的桂冠。“阿空”那句“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从全人类全世界的角度看问题，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多么地空洞而造作。他缺乏对世界、对达赖和对藏独的深入了解，当然无法理解他的同胞“在藏人面前 ‘战斗’”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我相信，“阿空”自己的确是认为他“做了一件很充实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写出这个帖子的目的，为的就是向大家证实，他“在这种Experience of ‘ONCE IN A LIFETIME’的关头”，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正因为他没有脚踏实地地去钻研西藏问题，所以他“努力的思考”只能陷在“直到现在的迷茫”之中，除了含糊不清地“列出了很多种可能性”之外，不敢“掺杂任何评价”。
“阿空”如果想将“这两天里太多的经历”变成他人生中真正的财富，那么，他需要的不是那些他尚未搞懂却在滥用的华丽词藻。他“对所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对话以及最最难以描述和评判的人性”，除了“有了最直接的面对和思考”之外，要想让他的“思考”得到有益的“结果”，而不是心智“疲惫”的话，他应当去看书，看很多的书，还应当去听取不同的观点及论据。
从“阿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并非像其所写，“世人怎么评价，我无所谓了”。他发现周围不少同胞不认同其观点，但又陷在他自己的固执中，所以在他眼中，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想压倒反对意见，每个人又都想用自己的意见代表‘大家’的意见。”“阿空”轻易做出“有的问题，根本无解”的论断，实际上是在掩盖他在西藏问题上肤浅应对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以“到此为止”逃避大家对他的尖锐批评。
面对许多问题，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并非自以为是，也不一定非得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海外的舆论环境中，代表中国利益的观点实际上是非主流的，渗透着反华目的的各种观点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华人进行着渗透。有时候，我们的爱国言行会遭遇到一些压力，各种隐蔽而花巧的反华观点会披着巧妙的伪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这种言论会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华人之口。对此，我们应当通过独立思考和分析辩论去伪存真。
最近也有华人担心政府开始与达赖代表谈判，我们抗议达赖的活动可能会与政府的决策相违背。我认为，如果中国人在21世纪仍然没有独立观点，处处要与政府保持一致，那么，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我们要的是在国家利益上的实质性的一致，而非与政府行为和言论上的表面上的一致。那种有“保持一致”想法的人，大多不是仍停留在缺乏自主意识的过去，就是根本的投机分子。我们需要细心观察西方政府和民间的“红白脸”游戏，吸取经验，真正学会打中国的民意牌。
